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風波不斷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風波不斷
　　“四大”本土化挑戰高雄會計師事務所
　　本土化之後，四大能否繼續維持高標准的審計質量，轉制是否會引來內部的陣痛，境外合夥人的利益能否在本土化之後得到合理安置，人們需要拭目以待

　　位于北京王府井附近的東方廣場，是一個由有著藍色玻璃外牆的大樓組成的建築群，那裏“四大”的辦公樓比肩而坐，從外表上看，這些辦公室幾乎並無二致，就好像四大給外界的印象，低調而富有神秘感。

　　所謂“四大”，即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畢馬威(KPMG)、安永(Ernst & Young)以及德勤(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四家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統稱。由于所處行業的特殊性和曆史沿革，而形成了“四大”這一約定俗成的稱謂，英文叫“Big Four”。

　　而在中國，“四大”分別是指普華永道中天、畢馬威華振、德勤華永和安永華明，它們的“中國名稱”，反映了這幾家會計師事務所以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爲依托的存在形式。從進入中國的第一天起，本土化就成了四大必須要解決的任務。

　　當年，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之下，四大伴隨著它們所服務的跨國公司客戶，進入中國。自1992年，當時的國際“六大”(安永、德勤、畢馬威、普華、 永道和安達信)在財政部的批示下，與境內會計師事務所通過成立中外合作事務所的形式，成爲第一批市場准入者。合作設立初始，四大即對財政部作出適時本土化 的承諾。

　　畢馬威資深合夥人郝荃對《財經》記者表示，“本土化其實從(進入中國)第一天就開始了。”

　　2012年5月7日，財政部、工商總局、商務部、外彙局和證監會五部委針對上述四家合作事務所聯合下發了關于《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 的通知，規定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要在規定期限前轉制爲特殊普通合夥企業，並且應當有25名以上符合轉制方案規定的合夥人，100名以上的中國注冊會計師，以 及等值人民幣1000萬元以上的出資。這一方案又被稱爲“本土化轉制”方案(下稱《轉制方案》)。

　　2012年8月17日，畢馬威華振的中外合作所20年合約將率先到期，安永華明和德勤華永將分別在2012年9月1日和2013年2月9日到期並開啓 轉制，而普華永道中天，由于當年與財政部簽訂了25年的合作合約，將在2018年3月27日到期，最後一個進入轉制曆程。《轉制方案》要求，所有到期後的 有限公司，要按照規定轉制爲特殊普通合夥企業。

　　監管機構給予四大轉制之後五年的過渡期：在轉制初期，不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境外合夥人占合夥人總數的比例以及其在合夥人管理委員會中的比例不得超過40%；隨後逐漸遞減，至2017年12月31日，該類合夥人比例不得超過20%。

　　四大在中國20年，在各個行業引進外資、企業現代化改造和走向國際市場的過程中，爲中國企業提供了專業服務和國際經驗；四大爲中國會計師行業的發展、 人才培養以及會計制度和准則的完善亦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本土化之後，四大能否繼續維持高標准的審計質量，轉制是否會引來內部的陣痛，境外合夥人的利益能否 在本土化之後得到合理安置，人們需要拭目以待。

　　《財經》雜志近日采訪了四大的多位高級合夥人，他們見證了四大從落地中國到在中國生根發展的過程，他們的背景不盡相同，既有土生土長的內地合夥人，也 有在內地生活多年的香港人，但至今都分別統領著數千人的團隊。在他們看來，四大本土化是自然形成的過程，也並非中國獨有。四大的員工90%以上都已經是本 土招募的，本土化程度已然非常高。而轉制的挑戰更多來自于轉爲特殊普通合夥制公司和如何培養更多優秀的本土合夥人，進而是選拔首席合夥人。

　　從合作到合夥

　　20年前，安達信、安永、畢馬威找到華永、華明和華振三家挂靠財政部的中資所作爲合作對象，三家中資所實質只是空殼；以此類推，普華、永道和德勤分別 與上海財經大學、中信和上海會計師事務所聯姻，便有了普華大華、中信永道和滬江德勤。1999年末，在財政部的要求下，中外合作事務所開始與財政部脫鈎改 制，財政部將其股份指派給了中方的個人所有，按照當時的《注冊會計師法》，五名注冊會計師接過了財政部50%的股份。

　　雖然股權關系如此，但是四大在中國卻一直按照合夥制的管理模式運營。畢馬威資深合夥人郝荃對《財經》記者表示，畢馬威多年的項目管理、晉升、利潤分配等都是按照合夥制模式運營。區別是，轉制之後的新營業執照上，所有符合規定的合夥人的名字都會出現在股東名單上。

　　四大進入其他國家，多采用吸納已經發展成熟的本土所成爲其國際品牌的成員所。然而在20年前，中國會計行業尚屬嬰兒階段，除了采用合作方式引入四大，無法爲當時蜂擁而至的跨國企業提供會計服務。

　　“四大和國內所的運作模式不在同一個平台的做法是不可持續的。”安永大中華區審計服務首席運營官張耀對《財經》記者表示，四大進入中國采取的中外合作模式，是在特殊曆史條件下的創新産物。

　　經過20年的磨合，當年的中方和外方合夥人早已融合在一起，但是在法律框架梳理清晰之後，彼此進入純粹的合夥人關系，四大的體系將變得更加透明化。對于以中外合作形式存在，卻長期以合夥制運營的四大來說，難免名不副實，因而本土化是大勢所趨。

　　普華永道中國公共政策與監管事務主管合夥人吳衛軍認爲，多年來四大在中國的利潤分配給在中國的合夥人，也無需向海外輸出利潤。這些合夥人在中國生活，在中國拿錢，在中國交稅，早已經是本土化的象征。

　　此外，由有限責任制到特殊普通合夥制的轉換，涉及的審計風險的法律責任發生變化。在中外合作制下，客戶只能訴訟公司來承擔法律責任，相關項目的合夥人只能由財政部以及中注協等進行處罰，而無法觸及他們的財産。合夥制下，客戶可直接對負責的合夥人提起訴訟。

　　《轉制方案》寫道，合夥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合夥企業債務，應承擔無限責任，而其他合夥人以其在所內資産承擔有限責任；合夥人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的債務，由全體合夥人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這一規定，對合夥人的專業水准和誠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審計質量的提高將大有助益。

　　這也是本土所也需要完成的功課。2010年開始，財政部推動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分批轉制爲特殊普通合夥制，據悉，至今本土事務所仍未完全完成轉制工作。

　　2002年，原“六大”之一的安達信，因美國安然公司財務造假醜聞，導致其全球網絡誠信瓦解，遭遇破産倒閉。普華永道中國公共政策與監管事務主管合夥 人吳衛軍表示，在國際實踐中，還沒有或者是很少看到過單個合夥人承擔無限責任而破産，而合夥企業可以全身而退的情況，因而，合夥所的集體聲譽十分重要，轉 制後合夥人會更加注意質量控制。

　　與本土事務所不同的是，四大的合夥人承接項目，其利潤彙入該所當年的全部利潤池內再進行分配，而不是每個合夥人擁有自己獨立的利潤表，這有效地保證了項目質量和獨立性。

　　安永大中華區審計服務首席運營官張耀對《財經》記者表示，作爲全球統一的政策，安永有職業責任保險，能夠提供足夠的保額承擔損失；但是，如果合夥人因爲不誠信而故意違規，公司將無法再對其進行保障。

　　德勤北方區主管合夥人陳建明表示，四大在中國迄今爲止，尚無一家成員所因爲民事賠償而破産，四大堅守專業水准和職業道德，因此才得到全球的認可，客戶應保持信心。

　　本土化是大勢所趨

　　將近一年前，財政部會計司與工商總局、商務部、外彙局、證監會等部委，以及財政部條法司和稅政司、監督檢查局、中注協等成立了“四大”本土化轉制工作 領導小組，與四大多次進行訪談，最終在考慮到四大現狀的基礎上起草了征求意見稿，並三易其稿，力保四大在本土化轉制中實現順利過渡。

　　據會計師事務所報備數據統計，“四大”合作所2010年實現業務收入95。17億元，占全行業總收入的25。72%，其中審計業務收入83。94億元，占全行業總審計業務收入的33。58%。

　　本土化進程，在四大的管理層看來，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隨著最初自香港、美國等地外派至中國組建中外合作所的境外合夥人逐步進入退休年齡，而本土合夥人逐漸成長至慢慢擔任高層管理工作，從最初引入“外腦”到最終屬地化管理。

　　畢馬威資深合夥人郝荃介紹道，1992年畢馬威成立合作所，吸納應屆畢業生從最低級別的審計助理做起，慢慢提升。當年的審計主管多爲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等地調派。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自下而上每個層面的境外人員逐漸減少，目前只有合夥人層面還存在一定比例的外籍人士。

　　因此，四大中越是初級的員工，本土化程度越高。層次越高的合夥人級別，境外合夥人的比例越高。目前四大整體的本土員工占96%以上，其中外籍員工多爲集中在45周歲-50周歲之間的高級合夥人。

　　據悉，最初“八大”在香港也是由英國人建立和管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事務所裏的外籍人很多，但多年後逐漸實現了本土化，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淘汰過程，國際事務所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走過的曆程相似。

　　德勤北方地區主管合夥人陳建明對《財經》記者表示，如果監管機構不主動推動此事，四大的本土化可能會形成得緩慢一些，但是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中外合作這一特殊曆史時期的産物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轉制壓力幾何

　　目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內不具備中國會計師執業資格的境外合夥人占合夥人總數的比例約爲50%，其中大多數爲香港居民。

　　“本土化是針對執業資格，而不是國籍，外籍人士通過中國注冊會計師考試就是符合資格，因此香港合夥人從數量上未必會減少。”安永大中華區審計服務首席 運營官張耀對《財經》記者表示，正如中國人想前往四大美國所成爲合夥人一樣，也需要擁有當地的注冊會計師資格，這也是國際慣例。

　　根據內地與香港簽署的注冊會計師部分考試科目互免協議，擁有香港會計師公會專業資格(HKICPA)的人員，報考內地注冊會計師考試(CICPA)時，只需要在通過稅法和經濟法兩門之後，來年再通過一門綜合階段的考試即可。

　　“考試我是沒問題的，中文的聽說讀寫也是沒問題的，但是對香港人來說，要用簡體字去考海量題目的注冊會計師考試，最大的擔心是寫得不夠快。”畢馬威中國主席、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法定代表人姚建華表示。

　　他也表示，對于這種挑戰，外籍合夥人只能主動應對。

　　在轉制過渡期結束後，如果境外合夥人無法通過中國注冊會計師考試，能否繼續被容納在20%的額度之內，將視各家情況而定。

　　資深的境外合夥人，爲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和規範化，對引進海外先進的公司治理，對中國會計師行業人才的培養，付出了20年的努力。財政部的五年過渡期和最終20%的容納比例，意在給予這批合夥人以足夠空間，或者逐步退休，或者參與備考。

　　由于在中國發展戰略和改制時間的不同，四大面臨本土化轉制的壓力也不盡相同。

　　德勤北方區主管合夥人陳建明表示，德勤擁有龐大的本土高級經理和經理的後備隊伍，每年可以提升新的本地合夥人，而同時完成使命的資深合夥人可以退休，即使不做任何調整，德勤也毫無壓力。

　　而2018年才合約到期的普華永道，吳衛軍表示，應該可以在2018年合約到期前，達到40%的標准，但是若需隨後五年內將其降到20%的話，相當于本土合夥人的比例要提升到原來的兩倍。而提升本土合夥人需要層層考核和質量檢驗，時間的確有些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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