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樂團 鬥爭中的鳳凰之歌

　　在甚至還沒有完成全民文化掃盲的時代，一樂團表演支演奏西洋古典音樂作品的樂團多多少少是與社會主流格格不入的。為此，樂團領導只能變著花兒去適應一次次的運動潮流。放衛星時期，中央樂團的衛星是一年的演出場次要數以萬計，為此樂團化整為零，深入工廠和田間地頭，奏魔術表演上兩首曲子就算一場才能過關。但即便如此，當清算的時刻來臨，工人代表一句從來不喜歡也聽不懂那些交響樂，就足以讓樂團的“革命”努力毀於一旦。

　　1973年2月17日，中央樂團舉行了一場小型的內部演奏會，為到訪的美國客人基辛格演奏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這是“文革”以來，中央樂團首次被 允許演奏西洋古典音樂作品，雖然僅僅是內部演奏——事後證明，《田園交響曲》並不田園，中央樂團就將迎來新一輪的暴風驟雨。

　　其時，中央樂團的身份是“無產階級革命樣板團”之一，主要的演出任務，是“八大樣板戲”之一的《交響音樂沙家浜》，以及著名的鋼琴協奏曲《黃河》，還有鋼琴伴唱《紅燈記》。

　　以今日的觀點看，彼時的中央樂團，被剝奪的已經不僅僅是藝術上的自由，音樂家們在人格上，可能都處於一種被壓制與控制的狀態。但以當時的現實來看，這已經是一種難得的幸運處境。

　　事實上，從反右到“文革”，十幾年間中央樂團數次面臨生死存亡的關口。樂團能相對平安地走過那段中午的黑暗，既與團長李凌等人的努力有關，恐怕也有相當程度的幸運與偶然因素。至少在一開始，無心插柳的《交響音樂沙家浜》小丑魔術最後能成為樂團的護身符，大概是連創作者們都沒有想到的。

　　當然，在那持續十多年的慘烈鬥爭過程之中，中央樂團並非沒有付出代價。“文革”之中，樂師們紛紛組建造反派、戰鬥隊，在鬥爭過程中，1968年4月， 樂隊隊長陳子信自殺，之後又有陸公達、門春富、依宏明自殺身亡。樂隊首席、小提琴家楊秉孫因言獲罪，被判十年徒刑，而樂團創作組的作曲家瞿希賢則入獄六年 七個月——瞿希賢的名字未必為大眾熟知，但她的作品《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和《烏蘇裡船歌》，可謂膾炙人口。

　　對中央樂團來說，壓力最大的，或許是樂團本身也變成了一個戰場。1973年，為基辛格演奏《田園交響曲》之後不久，指揮大師奧曼迪率費城交響樂團訪 華，中央樂團獻上的演出是鋼琴協奏曲《黃河》和交響版的《二泉映月》。在隨團而來的著名樂評人勛伯格那裡，《二泉映月》是一首優美的作品，奧曼迪本人更對 這首曲子驚嘆不已，甚至把總譜帶到美國准備在美國首演。而《黃河》，則被勛伯格稱為“黃熱病”。

　　結果，由此引發了一場對西洋音樂的總批判，《二泉映月》則被禁演，甚至以國家渠道要求奧曼迪和費城交響樂團不要在美國演出這首作品。對於樂曲的改編者吳祖強來說，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做了一回這樣的決定，該是怎樣的一種遺憾。
　　要固守專業，還是要市場活力

　　中央樂團的重大轉變，出現在1975年，當年10月的紀念聶耳、冼星海音樂會上，十年來第一次上演了帶有原版歌詞的《黃河大合唱》，“革命樣板團”由此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婚禮表演，到1978年4月，韓中傑指揮的貝多芬《第三交響曲》由法國國家廣播實況轉播到英法兩國，漫長的黑暗時代終於過去。不過，中央樂團的鬥爭史卻並未就此結束，接踵而來的，將會是另一個層面的“鬥爭”與分歧。曲高，和寡。

　　1989年6月2日，中央樂團又完成了一部首演曲目，布魯赫的《希伯來悼歌》，一個月之後的7月18日，樂團創作組組長張文綱作曲50周年音樂會，則 以混聲合唱作品《愛好自由的人們》開場。曲目的選擇或許能偶然契合樂團成員的心境——在此之前，樂團已經經歷長達三個月的“不排練，不演出”時期，包括 1989年春節期間的罷演。

　　這是連“文革”期間都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究其原因，時任副團長的謝明說得很清楚，“我們不演出，心裡過意不去，可越演越賠錢……一場演出下來，累得精 疲力竭，瞅著那四塊錢（演出費）心裡發笑。”當年7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一句“最多不過樂隊解散而已”，是中央樂團40年歷史當中收獲的最灰色報道。

　　其實，以市場為誘因的觀點分歧，早在八十年代初就開始了。1979年，李德倫指揮中央樂團為電影《小花》伴奏，李谷一的演唱風靡全國。第二年，部分團 員開風氣之先，組成“太平洋樂隊”，錄制了一系列的輕音樂作品，更是風行一時。在這個基礎上，樂團原有的大編制古典樂演奏風格與輕音樂的市場潮流，產生了 不小的衝突。最終，李谷一與小樂隊於1983年脫離中央樂團，另組為中國輕音樂團。而在一年之後，中央樂團本身，也開始出堂會了，第一場純商演，是“慶祝 長城飯店開業交響音樂會”。

　　但中央樂團的商業演出之路，是難稱成功的。在這個過程之中，樂團似乎連原有的專業也失去了。1994年，中央樂團在為中國國際鋼琴比賽協奏曲決賽進行 伴奏時出現失誤，引起極大爭議，加上之前媒體上《中央樂團只是一塊招牌了》的批評，樂團的改革已經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余韻 不僅僅是交響樂

　　中央樂團的聲音，已成為歷史。而中央樂團親身見證的那場鬥爭、那些問題，則還是我們的課題。這，也是我們要重溫那四十年歷史的出發點……

　　1996年2月3日，李心草指揮中央樂團演奏威爾第的《茶花女》序曲、門德爾松的《鋼琴小提琴協奏曲》，馬勒的《第一交響曲》。隨著馬一的最後一個音 符休止，中央樂團的演奏歷史也就此畫上句號。中央樂團改制為中國交響樂團，加上2000年中國廣播交響樂團改制為中國愛樂樂團，中國交響樂的新時期就此開 始。

　　魔術師表演如 今中國的幾大交響樂團，已經有了與世界類似的演出季形式，國家大劇院、上海大劇院、大劇院等的高水平演出，更是令人眼花繚亂，至於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音樂 節，已經成為吸引世界頂尖樂團的盛事。但在這樣的輝煌後面，中央樂團40年歷史當中所面臨的那些鬥爭問題，是否真的已經解決，答案恐怕仍不樂觀。

　　對於早期的草創者蕭友梅、黃自等音樂先驅來說，交響音樂引進中國，多多少少帶有一種西方先進文明的意味。但這先進文明與本土文明的融合過程，卻艱難萬分，拋開種種的政治風波不談，僅僅以公眾對交響音樂的接受和認知程度而言，百年來的進展可能是相當令人尷尬的。

　　而在這尷尬背後，中國交響音樂創作對交響樂世界的參與，更是尤其艱難——這簡直就是現代西方文明在中國扎根過程的折射，先進文明與本土文明既爭鬥又融合，互相之間到現在為止，也還在摸索各自的位置。